车用芯片短缺凸显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朱琳)    21年3月3日 09:41


2月早些时候,通用汽车堪萨斯城工厂开始的“临时”裁员很快就变成了“无限期”裁员。在城市的另一边,福特公司放慢了其摇钱树F150皮卡的生产速度,密歇根的另一家工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因为汽车制造商正在应对芯片严重短缺的问题,这些芯片是制造现代汽车所必需的,包括自动刹车系统、安全气囊和电子调节座椅等。

芯片短缺凸显了电子行业的一个周期性困境,那里的供应往往过多或过少,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半导体不可预测的需求加剧了这个问题。

在华盛顿,这场危机加剧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审查,并表明美国制造基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也是从苹果到大众等多家公司的供应商。

汽车研究中心副总裁克里斯汀•齐泽克(Kristin Dziczek)表示:“正是这样的事件暴露了企业面临的共同风险。当我们遇到一次大的混乱,然后就发现,‘天哪,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了’。”

由于芯片危机,福特放慢了F150的生产速度

这一问题已迅速演变为一场国内政治危机,令白宫忙于寻找解决办法,以减轻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去年竞选期间争取到的对蓝领工人的影响。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当地分会主席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表示,对于从堪萨斯城通用汽车工厂遣送回家的1500多名工人来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打击也会很糟糕,但在疫情期间,“这相当具有破坏性”。

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已致信中国台湾当局,请求他们提供帮助,但尚不清楚高层外交能否敦促私营企业将更多产品转向美国买家。

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对芯片的需求激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汽车制造商。就在汽车制造商削减订单、为销售大幅下滑做准备的那一刻,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开始增加库存。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面临的出口管制,迫使许多客户到别处寻找芯片,进一步限制了供应。

随着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可能实施更多贸易管制,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焦虑,许多企业都在囤积芯片,为未来的供应紧张做准备。

美国半导体行业已抓住这场危机,加强其争取更多财政支持的长期行动。该行业表示,它需要这些资金,以保持创新和竞争力,与获得大量补贴的海外竞争对手(包括中国)相比。

美国半导体行业还表示,需要政府支持来提振已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国内芯片制造。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产能(单位:百分比)

2月中旬,一系列行业团体再次展开游说,希望拜登政府拨付国会通过的《芯片法案》(Chips Act,作为2020年国防支出法案的一部分,通过了该法案)授权的资金。

该法案为美国新的芯片制造厂提供100亿美元,并为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提供资金。

在给拜登的一封信中,半导体行业协会和其他行业团体认为,芯片推动了经济。信中说,更多地在国内生产芯片,将确保美国不会切断对包括军方在内的多个行业至关重要的芯片供应,从而增强国家安全。

“由于美国缺乏激励措施,我们的国家缺乏竞争力,因此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中的份额稳步下降。”这些组织写道。

尽管美国国会一直有人支持增加对芯片公司的资助,但汽车厂的裁员已经引起了更多议员的注意。

2月早些时候,代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和伊利诺伊州等汽车制造州的大约15名参议员开始呼吁为国内芯片制造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说,两个独立的问题被混为一谈了。保护国家安全通常指制造更多高端计算所需的芯片,这些芯片最有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不会解决汽车制造商所需要的不那么先进的芯片短缺问题。

贝恩咨询公司合伙人彼得•汉伯里(Peter Hanbury)表示,促进美国制造生产,以确保用于军事等国家安全目的的芯片供应,将需要投资于“前沿技术”,而汽车使用的是相对较老的技术和不同尺寸的芯片。

“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事情,‘我们想要半导体’,但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非常不同。”汉伯里补充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Chad Bown)表示,导致汽车制造商目前面临困境的供需因素与芯片产地无关。“即使我们在美国有更多的全球制造生产,我也不认为问题会有任何不同。”

不仅美国汽车制造商难以应对汽车短缺,许多欧洲竞争对手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其他人则将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与生产制造区分开来,认为半导体不一定要在美国本土生产才能确保供应。

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官员克里特•威廉姆斯(Clete Willems)表示,联邦资金可以直接用于研发,以保持美国芯片行业的技术优势,而美国不必在国内建立制造工厂。

“这与其说是一个依赖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保持创新优势的问题。”威廉姆斯表示,他指的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

他认为,与台湾、韩国和日本等许多芯片制造地建立牢固关系,将比美国“什么都想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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